区域协同立法中司法的助推作用主要通过如下三方面实现：一是通过区域内各地方的司法协同推进立法协同。
将现代社会公德作为宪法的一种价值整合机制，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建构社会公德理想功能的实现路径，既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为增加宪法规范更为质朴的社会关照性所做的努力。三、社会公德的宪法构造 （一）宪法为何规定社会公德 从熟人社会结构解体后的转型要求出发，现代社会公德实际上担当着一种社会整合的功能，从内在的精神价值领域协调或消除个体之间的道德观念冲突，为多元的个体形成一套共同的社会道德秩序评价标准。
四、宪法社会公德条款的理想功能 宪法对于社会公德的规范表达起源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调适的需要，由此形成社会公德整合功能的逻辑起点。这是社会主义宪法内容构造的全面性，也是其独特性所在。二是总纲第24条第2款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当下，为了增强理性经济人对于社会公德的自觉认同，亟待建立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相统一的市场信用机制。这一规定是由1949年《共同纲领》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发展而来，同时将原来的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
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1.社会公德的宪法规范表达 从整体的文本框架来看，我国现行宪法的规范体系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提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
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当然可以明确或强化宪法效力，但自我宣称规范形式的阙如却不能否定宪法效力的存在。如果说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具有作为世俗宗教的价值认同、[7]作为政治统合的法秩序基础、[8]作为宪法监督的规范预设等功能，那么宪法自我宣称的规范效力缺损则会导致上述功能难以发挥。卢梭以人民主权的公意取代国家主权的专断意志作为主权的核心，赋予了主权民主正当性。22参见[英]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1页。
哈特将承认规则作为鉴别一切有效法律规则的判准。因为，凯尔森的规范效力只能从更高规范中得到确证，如果基本规范也属于规范的话，其也不能逃脱凯尔森自己构设的逻辑陷阱。
当然，相对于宪法序言原则性规范，《宪法》第5条则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具体规范。宪法只是确立国体、组织权力的工具。36参见[英]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1页。1954年宪法也未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这是由当时制宪的背景所决定的。
一 辨析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自我宣称只能以一国的成文宪法为前提，不成文宪法国家不可能进行宪法最高效力的自我宣称。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通过效力自证成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62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权威、法律和道德》,刘叶深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2参见喻中:《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政法论丛》2011年第2期,第79页。
然而，虽然承认规则解决了基本规范无法解决的法律效力无限回溯的难题，但哈特却违反了从实然不能达致应然的休谟定律。因为价值判断是主观的,不存在真值(truth value)和客观判断标准。
承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从内在参与者的角度，必须被全社会特别是官员广泛接受并作为识别其他规则之效力的依据。法国现行1958年宪法序言确立了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原则。
(二)主要西方国家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规范：隐而不显 在西方古典宪法时期，宪法的主要功能是政府组织形式的建构。拉兹认为，法律仅可以宣称其具有正当性权威，即便正当性权威不像其宣称的那样广泛，仍可以说其具有权威性。此时宪法与其他法律只是调整的范围不同，并无效力位阶的差异，因此，不存在所谓宪法效力自证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正如法律效力并非法律所包含的要素，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也并不是宪法所固有的属性。7参见[美]路易斯·迈克尔·希德曼著:《论宪法不服从》,仇之晗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参见韩大元著:《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
[13]然而，宪法序言是否具有规范效力是存疑的，如果宪法序言本身不具有规范效力，就没有能力承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43] 可见，所谓宪法元契约的学说只不过是自然法学一种神话式的历史建构。
[33]有德国宪法社会学的学者甚至提出，在宪法理论中放弃与国家的关联性这一基本建构思想，相反，以有效的政治统治制度作为宪法研究的出发点。43参见[美]戴维·斯特劳斯著:《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90页。
这要求包括立法权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都必须要站在人格尊严的基础上，受这一首要条款所形成的客观价值秩序的约束。44参见[德]鲁道夫·斯门德著:《宪法与实在宪法》,曾韬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7-49页。
宪法效力实际上并不是自我宣称的，宪法效力自我宣称只不过是政治决断权的型式化。因此，国家的主权本质上是有限的，只有这样才使得世界法律秩序与和平主义成为可能。如果还包含道德效力的要素那就是非实证主义的法律效力。(一)发端于主权者的绝对意志 主权不过是权力这一政治中的非理性化因素在法律上的合理化(legal rationalization),那个在法律上被允许行使或者最终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就是主权者。
8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著:《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9页。27参见[英]梅特兰著:《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0页。
但在世界范围内，成文宪法却未必都规定自己的法律效力。可见，主权的绝对性意味着，宪法作为主权者的胜利宣言奠基于政治权力之上，其逻辑是胜者为王。
后者则因初始同意被证伪而转向现实的功利。因而，在国际法律秩序下不存在基于国家绝对主权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因而其自我宣称不具有合法性。
1982年宪法序言中有关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条款特别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这已经非常明确地赋予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法律规范性。康德的自然法则深植于其法律哲学体系中，而其法律哲学与道德哲学紧密相联。[18]质言之，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的效力虽然直接基于该规范自身，但该规范的效力渊源却超出宪法规范之外。[25]由此确定宪法的最高性便意味着人民对宪法的普遍服从，制宪权不可避免成为一种压制性的权力。
笔者认为，不应当完全否定宪法序言的规范性，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最高法律效力条款被置于宪法序言中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国内法律体系的效力基础肯定要在国际法中去寻找，即国内法律体系的效力基础是国际法规范。
(三)康德的自然法则:一种先验理性 实证主义者将主权或者权威作为宪法效力渊源的观点都是非实证主义历来所反对的，非实证主义者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归结于理性、道德或宗教信条，通过形而上的教义来终结法律效力递归的链条。53参见朱峰著:《拉兹:法律权威的规范性分析》,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42页。
[37]元契约不具有绝对效力，立约人不完全受其创设强制履行契约条件的约束。法国首部宪法即1791年宪法虽未明确规定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但在其他规定（相当于附则）中规定任何由宪法所设立的权力无权更改宪法。